谈论真实或虚假的信仰乃至为之作出痛心疾首或意气风发之类的表情与姿态，过去、现在也许还有将来，都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因为，那不过是一种话语、一种表演罢了，说到底也不过是纸上谈兵，是叶公好龙，并不一定与每个活人的生活有什么实质性的瓜葛，甚至结果还可能恰恰相反——不是有“口头革命派”那么一个现成的词汇吗？
韦依说：“对我个人来说，生命归根结底除却对真理的期待之外，从没有任何其它意义。”这种执著与决绝，或许也难免引来怀疑乃至哂笑。因为，如果仅仅是作为一种信仰的表达，是说说而已的东西，那么，将之视为矫情似乎也不为过。从古及今，比这更加“好听”的表白，可谓多矣。
然而，倘若我们以一种反讽的态度和黑色幽默来看待《信仰与重负》一书的传主，看待这位法国思想者的精神历程，也许不仅是对这个圣洁的灵魂的亵渎，同时也只能看作是对她所代表的一种精神高度的怨恨与无知。人们在无法企及一种境界的时候，最方便而保险的自我安慰办法，也许就是轻率地袒露妒意：“其实那也不怎么样。”90年代以来，这似乎已经构成了一个小小的时尚。
韦依何许人也？西蒙娜·韦依（SimoneWeil，1909－1943），20世纪杰出的宗教哲学家，出生于巴黎一个文化教养很高的中产阶级富裕家庭，毕业于巴黎高师。短短34年的生命，却在法国思想史上赢得了“当代帕斯卡尔”的赞誉，加缪称她是“我们时代唯一伟大的精神”，诗人艾略特认为，“韦依有圣徒之材”，而西蒙娜·德波伏娃则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深情地表达了对这位校友的仰慕：“我仰慕一颗为全世界而跳动的心。”
我们有理由说，这不是文人之间的互相吹捧，而是韦依的精神光芒在思想界的辉映。
不是每一个思想者都能像她那样，以生命来为自己的信仰承受重负。她的可贵之处恰恰就在于，以身殉道。作为一个特立独行的知识人，韦依不满足于对知识的批量生产与传播，也不惮自己精神和物质的苦行成为世人的笑料，而是义无反顾地前行。我们今天来读她的传记，不仅是对自己灵魂的一次拷问，同时，或许也能借以反观我们的精神生态究竟已经处于一种怎样的境况。在为她的思想深度而感叹而汗颜的同时，我们或许更加需要反省的是，我们究竟为了自己所宣扬并为之踌躇满志的东西，做了一些什么？韦依与许多知识匠人和知识贩夫的不同之处也许在于，她从对基督精神的深刻理解出发，表达了深切的上帝之爱，并且带着这种爱在漂泊生活中甘愿受苦、殉难。她，实践着自己所信奉的。她与工人、农民一起劳动，忍受艰辛，参加二战法国抵抗运动以至最后坚持与平民们同甘苦而因饥饿和劳累病死在伦敦郊区的疗养院。可以说，韦依以个人的行动向人们提出了无法回避的问题：在个体幸福生存之外，在每个人唯一的生命权利之外，有没有一个我们值得为之奉献的上帝？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含辛茹苦究竟为了什么？快意恩仇与酒足饭饱又究竟是为了什么？
不要以为这是韦依的自寻烦恼。关键是，在韦依看来，具体而琐屑的事物背后，并不是虚无。即使仅从思想领域来讲，“思想之外还有众多的教义，我想，这众多的教义是一些极珍贵的东西。但我又想，他们是供人关注而不是供人信仰的”，信仰的东西不会被教义所掩盖，更不会被事物的表象所掩盖。而且，对真理的追求也不是什么抽象的过程，不是从某个神学命题出发，甚至不是从圣经的某段话出发，而是要从个体的生存的实在出发。“上帝存在于食粮中。羔羊、面包。在人的劳动所创造的材料中，是面包，酒。”正是因为对虚无的反抗，使得韦依的思想没有流于对世俗的妥协，而保持了可贵的精神高度；同时又由于对具体个人生存的关心与彻底体悟，韦依的思想与行为，才不是一种教条、一种信誓旦旦的谎言。她信仰基督，但她没有受洗，不属于任何一个教会，任何一个派系；她是一个赤诚的基督徒，但是她不以自己的信仰来诋毁别人以抬高自己，在给贝林神父的信中，她这样来阐明自己的观点：
您可相信我的话，希腊、埃及、古代印度、古代中国，世界之美，这种美在艺术和科学中的纯洁和真正的反映，在无宗教信仰的心灵中所体现的内心活动，所有这些事情同明显的基督教的事情一样使我信奉基督。我想还可以说得更多一点。由于我热爱这些非基督教的一切，我就不能加入教会。
没有狭隘的教派的偏见，置身于教会与宗教团体之外，不愿意自己的行动和思想为某种团体或集团的利益所局限，而是真正奉献给世人以无私的爱心，叫人怎能不仰慕这样“一颗为全世界而跳动的心”？“当灵魂完成了完全超脱世俗社会的进程而全部面向上帝时，它就被从上帝那里降临它身上的真理照亮”，此言信夫！
据说，西蒙娜·韦依的墓地位于一片松树林中，根据死者隐姓埋名的愿望，15年中，墓碑上没有铭文，墓地盛开着蔷薇花。当地的居民说，那是一个“穷人的墓地”。15年后，在白色的花岗岩墓碑上，人们为了纪念这位伟大而执著的女性，在一块大理石上写上了她的名字。40余年过去了，我们终于有机会了解这个在汉语世界中一直陌生的名字，并面对韦依以她为信仰承担重负的精神向人们提出尖锐的质问：人们啊，怎能在信仰的真空中真实地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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